金融危机应对范文第1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出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但是，中国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买家是美国和欧盟，它们都已经陷入衰退而且将是不可救药的深度衰退，为期至少持续3到5年。第二，经济基础是理解地缘政治关系的关键。中国正享受着发展的上升期，而随着充满各种紧张因素的世界的快速发展，非洲、拉美、中东、中亚等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成为当前世界形势的主流。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自然资源，而上述地区尤其是非洲恰恰拥有丰富的资源。所以，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必须倾注更大的精力，加强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的合作。第三，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合作，需要明确的政治利益和务实的政策选择。中国于2008年11月27日推迟年度欧盟——中国峰会是一个重大信号。

中国应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顺势而为

为此，中国需要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顺势而为，把经济发展转向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如下7个方面。

首先，把握机会向所期望的经济发展模式迈进。这涉及到改善地方行政能力，缓和与经济困难和贫富差距有关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卫生与教育支出的政策方案。就是说，国内的政治稳定和面向世界的全面发展必须配套。

第二，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中国今后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对于经济竞争对手(当然，本着合作的前景)和自身命运一样，事关成败。战胜国外风险才能专注于国内发展。中国需要保持9％－10％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吸纳每年新增的2400万就业人口，并将每年1200－1400万农民迁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如果增长率下降到5％－6％，即形成硬着陆。

第三，以充分的决心挖掘国内潜力。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全球经济危机，它应该做的是在实质上调整经济结构。从长远来看，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目标，刺激经济计划的效果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国必须寻找其他办法来刺激内需，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政府投资。

第四，刺激经济方案必须设法增加民众消费。此前，虽然经济和资产价值迅速增长，但大多数家庭没有感觉到任何财富效应。中国大陆可以向台湾地区学习，尝试将一定数量的财政资源按人头分发给大陆居民。从中国生活水平提高开始，家庭将真正消费，而今天的经济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家庭购买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这个比例在经济成熟国家为70％。

第五，重点是增加开支而不是减税。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通货膨胀压下去了，现在，主导2009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将继续是建立“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增长，概括地讲，即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任何短期刺激方案，不论规模大小，都应该符合长期扩大税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原则。

第六，与世界合作的目的是自我发展。政府应该提供一些财政刺激，同时不要忘记今后5年至10年的目标。很多人谈论“绿色复苏”，就是说，政府带头投资于清洁能源并提高能源效率，包括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可替代能源及更有效的高压电力网，让公众乘坐以电驱动的交通工具。这是一个极好的概念。当然应该做这些事情，但这并不是一种短期的反循环战略。这种战略应该持续5年至10年，而且要做好不要浪费。一个更公平、环境上可持续、更多产的中国经济便将出现。

第七，寻找正确的平衡。中国现在处于多种重大和独特矛盾的综合爆发期，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必须使政治体制更具弹性。

应对危机，国际合作寻求自我发展

此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只需稍加说明，便不难看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分野，以及它们的共同实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极具地区性。它的主要牺牲品是少数几个经济结构脆弱和国际储备低下的国家，比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纯粹以高额投机赢利为目的的对冲基金猎物，比如中国的香港地区。后来，受亚洲的波动而逐步牵连进去的，是亚洲以外的若干国家，比如欧洲的俄罗斯和南美的阿根廷等。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端于“世界金融首都”华尔街，由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亚洲，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许多原本自身没有任何过错、经济健康成长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非洲、拉美、大洋州等众多国家，也遭到池鱼之殃，尽管程度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有多严重?现在，人们较为熟知的说法，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的断言，他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然而，这个表述由于3个原因，显得并不可靠。

首先，自1950年以来，美国经历了9次经济衰退和9次经济复苏。这次危机与以往的任何危机都不同，不仅是原因不同，规模不同，影响不同，而且危机的作用方式也大相径庭。于是，很自然地，有人拿1929年和1933年的大萧条进行对比，因为那次的危机前所未有。实际上，如果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比大萧条时期可能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的判断是，此次金融危机史无前例。它相当于金融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人类文明史上，像二战这样，战争之惨烈、损失之惨重、范围之广泛、持续之长久和参战国家之多同时集于一身者，亘古未有。

其次，人们通常认为，历史不会重演，原因在于以史为鉴，历史教训会帮助人们少犯同样的错误。或许是这样。历史在前进，知识在积累，但人们往往高估自己避免错误的能力。那些对历史作出错误解释的人很可能再犯完全相同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正是导致美国大萧条程度加深和破坏力加剧的原因。

如上所述，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联想起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因为回顾历史，只有大萧条时期可以相提并论。而有关大萧条，存在着几个影响颇广的误解。误解之一是，市场可以自我更正。而事实却令人大开眼界。由于意识形态作祟，美国输出民主、在全球推广原教旨主义般的市场模式，证明是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在截至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凡是跟随美国的市场理念或模仿美国模式的国家，特别是所有的所谓西方国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相互关联的误解之二是，一旦市场无法自我更正，政府就会介入以保护普罗大众的利益。事实是，自2007年8月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代表美国纳税人拿出7.4万亿美元，即2008财政年度(g月30日结束)的所有国民产值的一半，用于拯救金融体系，但至今危机肆虐，流血不止。从2008年9月初“两房”开始，到7000亿不良资产清理计划(这是惟一得到国会批准的开支)，再到11月24日3060亿美元担保、200亿美元现金的花旗集团拯救行动，25日的8000亿美元的解冻信贷行动，不可谓不“快、重、准、实”，但收效甚微。此外，美国政府采取了灾难性的工业政策，其中，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已经饱尝酸甜苦辣。布什政府及其共和党议员认为，汽车产业不是未来产业，所以不应得到救助。这种以危机为契机，趁势实现产业升级的设想，在正常情况下是正确的，在危机时期则是难以被接受的。美国汽车业的沉浮，与中国广东省的“腾笼换鸟”论如出一辙。

误解之三是，历史上挽救最严重经济危机的都是开明政府。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是逼上梁山的结果。美国《商业周刊》前首席记者安德鲁威尔逊2008年11月4日在《华尔街日报》写道，大萧条时期，胡佛和罗斯福政府每次都置市场信号于不顾，他们共同造成了美国经济从恐慌到严重衰退的后果。“尽管如此，胡佛和美联储的高明之处在于成功争取到有影响力的撰稿人和舆论界对中央计划和政府干预的支持。这对于以后若干代美国人对于大萧条的看法有着持续有效的影响。”现在，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处于危急时刻，迫切要求政府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不幸的是，美国救市措施的两大支柱，一是联储通过贷款项目扩大流动性，一是财政部的不良资产清理计划(TARP)。现在，这两大措施无一奏效。联储的行动上面已经提到，而财政部也在2008年11月12日承认，它打算重新设计救援目标，“不良资产清理计划”的初衷彻底宣告破灭。

误解之四是，萧条经济学能够使人清醒。什么是萧条经济学呢?简单讲，就是经济消息变得越来越糟，经济政策通常的法则不再适用，通常的工具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美国现在即便处于一种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时的局面，错误判断形势仍然是难以避免的人之常情。问题在于，如果对形势判断错误，那么，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就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并迅速走上不归路。这一次，人们又痛苦地领略到，经济增长的好消息是个假象。在金融危机初期，美国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形势良好；2008年第二季度GDP增长2.8％，第三季度0.5％。考虑到本次危机屡屡比预想的结果糟糕，有理由认为，救市措施能使纳税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并且分享未来的资本收益。然而严酷的现实说明，危机只能管理而不可防范。一切还是老一套：金融危机启动了经济衰退；实体经济朝错误的方向发展；无力避免衰退，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控制损失，为复苏打基础。

最后，就危机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以前的危机都是相对的、局部性的，但这一次，全球金融市场都受到了打击，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难逃厄运，连中国这样增长强劲、储备丰裕、政策对头的大型经济体也切实地倍感威胁。但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依然深不见底，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只是刚刚开始。

总体而言，金融市场的危机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欧盟的财政方案也正面临更大的困扰。德、英、法、意、西五大经济体，即便在国家层面上使用了准确的政策工具，但在欧盟层面上依然是八仙过海，各自为政。日本与欧盟的共同点是，经济陷入了衰退，惟一的问题是将陷多深。

金融危机除直接影响经济和就业之外，还会产生多方面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在全球政治和国际援助方面得到真实地体现。11月份的20国集团华盛顿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不厌其烦地强调国际合作和开放贸易，但是，金融危机几乎肯定会使全球化受到损害。

布局今日，决胜未来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需要抵抗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均势正在发生变化。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金融危机都是新的全球政治版图的催化剂。中国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

金融危机应对范文第2篇

一是加强学习，领会精神。县局密切关注民生热点问题，认真学习国家和县上出台的文件政策以及领导讲话，以国办发[2009]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和国发[2009]4号《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工作的通知》精神为指导，切实做好就业统计和分析工作。

二是召开就业形势分析座谈会。围绕金融危机对我县企业用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农民工返乡等突出问题，县局人口就业处召集一些从事就业统计工作的地市同志和部分重点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讨论和预测，从不同层面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县就业产生的影响。

三是多方联动，加强沟通。县局主动与县劳动保障部门、县国资委、县中小企业局、县教育厅等多个部门联系沟通，了解各方情况；并建立快速的信息传递渠道，及时更新劳动保障部门对农民工的监测情况，确保第一时间掌握农民工就业的最新动态。

四是多种形式并举，多渠道收集信息。三月底，县局人口就业处按行业类别和地域特点选取一些典型企业和部分高校进行信函调研和电话回访，并对西安几个大型企业实地调研，全面了解金融危机下我县企业的用工情况，重点了解了企业今年对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的招聘情况。

金融危机应对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跨国公司政策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实体经济已深受影响。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跨国公司在这次波及蒞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跨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2008年和2009年是艰难的。IMF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这场危机将比以前的危机影响更深、持续时间更长(Claessens，eta1.，2008)。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危机，中国企业和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

一、金融危机研究的理论脉络与综述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金融危机是“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按严重性程度，它可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危机(IMF，1998)。

自从Krugman(1979)以来，金融危机理论已经历了四个阶段，依次强调了国际收支状况(第一论)、投机资本攻击(第二论)、企业道德损害行为(第三论)和资产负债表效应(第四论)在危机形成和扩散中关键作用。至于金融危机的具体触发因素，包括心理狂热(Kindleberger，2005；Shiller，2005)、债务违约(Barrell，etal.，2008)、金融自由化(KaminskyandReinhart，1999)、跨境资本流动(ReinhartandReinhart，2008；Reinha~andRogoff，2008)、汇率超调(MenziesandVines，2008)、汇率制度选择不当(EiehengreenandHausmann，1999；马君潞、吕剑，2007；孙兆斌，2002)、道德损害行为(HelIma，nn,etal.，2000；王自力，2008)、特许权价值贬值(Hellmann，etal.，2002)、公司治理状况(张振兴，2008)、经济的周期性波动(Mendoza，2008)、房价下跌(Brunnermeie，2008；MulliganandThreinen，2008)，以及过度金融创新与证券化(Gorton2008)。

二、金融危机：历史之循环VS.时代之特征

纵观人类金融史，金融危机既是冥冥之中必然突发的现象，又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灾难。马克思很早就研究了金融危机的问题，他认为在货币信用制度下，供求脱节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提供了可能性。

在全球性产品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全球经济运行面临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与有效需求有限增长这一基本矛盾。其调节方式不外乎二、一是通过兼并收购限制生产能力的扩张，并顺势淘汰部分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水平低下的企业，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缓解上述矛盾；二是通过金融危机乃至破产倒闭“消灭”一部分企业，强行达到二者的暂时一致。显然并购的社会成本远远小于金融危机。

从经济“大历史”的视角，兼并收购是“建设陸的破坏”，金融危机是“破坏性的建设”。由是观之，金融危机是人类历史长河和经济演进过程中不定期重现的一种经济调整机制，但每次危机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它既有历史的共陸，又带有时代的特陸，使得危机救援措施既要遵循一般规律，又要与现实情况相结合，这就是金融危机的魅力之所在。

在这里，我们将此次金融危机与包括1929—1933年“大萧条”在内的历次金融危机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其共性体现在：

1、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赖以滋生的土壤。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急剧飙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急剧膨胀，这为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GoyalandMeKinnon，2002；ItoandHarada，2000；KaminskyandReinhart，1999；MeKinnonandOhno，2000；SpiegelandYamori，2000)。以日本为例，东京日经股票价格指数从1986年1月的13000点飙升到1989年底的39000点，1987—1988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也高达60倍，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愈演愈烈，1985——1990年，东京商业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分别上涨了3.4倍和2.5倍，推动了全日本商业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分别大约上涨1倍和60％(王允贵，2004)，随着而来的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的快速破灭，东京日经股票价格指数和房地产价格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开始出现狂跌的行情，跌幅均超过2/3。

2、流动性紧缩是金融危机恶化的关键环节。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紧缩支出、银行出现階贷、个人减少消费和投资，导致低价变卖资产、财富净值下降、破产倒闭、银行经营失败(Bordo，2008)，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这反过来通过财富效应进一步缩减消费、通过风险规避效应使流动性更加紧张，形成恶性循环。

3、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高杠杆是金融危机的技术陸原因。例如，美国1986-1995的储贷银行危机与垃圾债券的发明有关，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则与对冲基金息息相关。金融危机本身也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市场对金融资产的需求急剧减少和价格的加速调整。

4、市场主体对风险更加敏感是金融危机的心理原因。为了规避风险，市场主体对投资组合加以重新调整，从风险资产转向无风险资产，前者出现拋压导致价格下跌和收益率上升，后者被抢购导致价格上涨和收益率下跌，进而导致二者之间的息差扩大(Mishki，1997)，这一息差可用来测度金融市场对信用风险的评价以及金融稳定性状况(Mishkin，1991)。以穆迪Baa级债券与10年以上公债综合收益率之间的息差为例，金融危机越严重，息差就越高，不同期限的国债或公司债券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巨大的资产转移效应导致2008年12月10日美国1月期和3月期的国债收益率跌到0％，12月9日的盘中甚至出现-0.051％的负收益率，这是美国1929年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况。而此次金融危机也具有不同以往的突出特征，主要有三：

一是金融危机的传导扩散主渠道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前的危机通过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信贷渠道传导扩散，而此次危机主要通过资产价格加以传导。金融全球化驱动了传导渠道的变化。在金融全球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为主，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样。而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不断地派生出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使银行存款在全球金融资产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42％降至2007年的27％，而且，金融资产市值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泡沫化和虚拟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eKinseyGlobalInstitute.2008)的统计，2007年全球金融相关比率高达359％，2000—2007年，金融相关比率超过350％的国家由11个增至25个，金融相关比率在250％—350％之间的国家由14个增至15个，金融相关比率在100％—250％之间的国家由40个增至50个，金融相关比率在0％—100％之间的国家由135个降至110个。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主要通过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衍生工具市场等金融市场来传导，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偏重银行信贷。这就决定了此次危机救援的重点之所在。资产基础的变化导致以控制银行信贷为导向的货币政策趋于失效，并使针对特定金融市场的监管变得更加重要。

二是资产定价和证券的估值变得更加困难。此次金融危机与债务抵押债券(CDO)等信贷衍生产品有直接的关系。CDO有一个由一系列信贷资产构成的资产池，并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向投资者发行不同等级的证券，证券的级别一般包括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而且通常不是由发起人直接发行，而由发起人成立特定目的实体(SPV)来发行。CDO是一种虚拟资产，经过多次打包，远远脱离基础资产，使衍生产品与基础资产的现金流量变得毫无关系。在确定CDO的价值时，需要很多参数来判断，也需要判断估值模型的合理陸，定价难度很大，导致投资者无法判断投资价值而更加容易被误导。

三是风险分担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信贷衍生产品由信用风险保护买方向信用风险保护卖方定期支付固定的费用或一次性支付保险费，当信用违约事件发生时，卖方向买方赔偿因违约所导致的基础资产面值的损失，它使信用风险从其他风险类型中分离出来，并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它不仅使衍生产品与基础资产的现金流量脱钩，而且导致了风险的转移。以信贷违约互换(CDS)和按揭支持证券化(MBS)为例，它们使风险由发放贷款的银行转移给CDS交易者和MBS持有人，进而使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养老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和对冲基金深陷其中。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旦银行能够轻易地把信贷风险转嫁到金融市场，他们就会丧失监管的动力，导致道德损害行为的产生(Ralan，2005)。银行在信用评估和审慎贷款方面的漏洞即为明证。与此同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ClassSteagallAct)的取消、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以及格林斯潘在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期间放松了对衍生产品的监管等一系列制度变迁和政策变动导致监管更加宽松。其直接后果就是引入了大量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商业银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Eichengreen，2008)，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使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大大弱化。因此，监管重点应转向特定衍生产品。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大力度还是迅速撤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实体经济已深受影响。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跨国公司在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跨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2008年已成为艰难的一年，2009—2010年都很有可能成为艰难的年份。

跨国公司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也不容乐观。根据麦肯锡2008年11月对1424家企业的调查(McKinsey，2008)，65％的调查对象预期200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恶化，只有14％的预期会好转，但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欧洲预期恶化的比率高居前两位，分别达83％和75％，北美为54％，中国为57％。有接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的好转要等到2010年之后。其对盈利的预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纷纷采取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率和缩减资本性支出等措施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表1)。

由表1可知，降低运营成本是跨国公司应对危机的首选手段，而其他手段因行业而异，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倚重于缩减资本性支出来缓解融资压力，这是因为，除了流动性短缺以外，资本成本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有所降低，反而比平时更高(Dobbs，etal.，2008)，来自Bloomberg的数据显示，10年期标准普尔BB级公司债券的息差已由2008年10月初的9.5％飙升至11月17日的12％。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及电信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

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增加套期保值力度的公司很少，原因在于，在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当今世界，套期保值不仅不能锁定风险，反而会使风险“捆绑”在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跨国公司身上。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套期保值确实起到锁定价格和控制成本的作用，若预测有误，远期价格与下跌后的现货价格之间的差价反而会形成企业的套期保值损失，避害不成反受其害，国内外很多公司在这方面吃了大亏。二是跨国公司离开某个特定市场的情况并不多见。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公司偏好现金，会普遍减少投资，而不会认为某一个国家是安全港而加大投资。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只是金融危机在各国传递的速度不同而使有的国家暂时没受明显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中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并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因此，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总体战略是系统性战略收缩，而非从某个国家或某个特定市场撤资。在对危机的影响加以评估时，一定要对此加以区分，对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还是撤资的问题应该持中性的观点，要看到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资环境的系统性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受其影响，2008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已放缓至第三季度的9.9％，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少有的低增长，进出口额均出现下降态势，2008年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这是近年来外贸单月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PPI和CPI指数也创下近年新低。虽然2008年11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㈩现下降，但这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收缩行为，是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正当防卫”，而不是把从中国撤出的资金转投其他国家和地区四、中国企业应对之策

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金融开放度，因此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金融方面的冲击。2008上半年，中国信保公司共接到出口信用险索赔案件936件，金额2.34亿美元，同比增长108％，其中美国报损案202件，同比增长31.2％，报损金额1.0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6％，占报损总金额44.8％，这就是明证。

当前中国的贸易呈两个“2/3”的格局，即2/3的进出口由外资企业来完成，2/3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格局具有内生性，体现在外资企业把中国国际贸易纳入其全球价值链，并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外资企业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者。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广大民工最主要的就业渠道。

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的安全性比收益性更加重要，现金流比盈利更加重要，企业需要坚持安全保值、审慎稳健的主导思维，在这一思维下，其应对策略有：

1、在生产方面，利用金融危机顺势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流程，保留或增加新的工艺和技术，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销售毛利率，这能强身健体、培本厚源，从根本上提高对危机的防御、免疫能力。

2、在投融资方而，一方面，拓展资金来源，为度过危机储存“冬粮”，另一方面，减少金融投资，以节约现金支出。企业一方面需要降低负债率，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高风险和高杠杆证券(尤其是衍生产品)的投资。事实上，企业需要顺应经济周期进行动态杠杆管理。在经济繁荣阶段需要通过高杠杆的财务政策使机会和收益最大化，在经济衰退阶段则通过低杠杆以减少损失和规避风险。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对投资进行战略分析和前瞻陸分析，细心研究投资相关的条款，防止外方变相地转嫁风险。

对此有人提㈩将投资区域转移到一些与金融危机关联不大的地区(如中东和非洲)，但这一设想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金融危机是全球陸的，中东和非洲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中东和非洲等地政治风险太大，公司治理很差，投资者权益没有保障。

3、在并购方面，企业大可不必死守“现金为2E"的原则，而是可以主动出击。在危机时期，很多企业的破产倒闭，或因财务压力被迫寻求兼并收购，使并购方拥有很大的选择范围。为低价收购和整合行业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很多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资产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买不到，但在危机时期却很容易低价买到。当然，并购的行业需要与中国宏观的需求相结合，可考虑矿产、能源与石油等战略资源类行业、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和拥有核心资产的企业。

五、政府的政策措施

由于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溢出效应和跨国传染效应，光靠企业来应对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在危机救援中，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框架支持和公共服务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急需政府提供的服务有：

1、实施监管的升级和强化。时至今日，对于衍生产品监管的权威文件包括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它们仅限于事后的披露，而非前瞻陸和预防性监管，而且是否包括很多场外衍生品交易也有待明确。更大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监管动态性，一旦发现某个衍生品出现问题，是否应立即将其列入重点监管的产品。二是监管框架的构建，由于分业监管各行其是，容易导致监管真空和监管权的争夺，为此，我国亟待建立一个功能性监管框架和体系，这个框架既要确立总监管机构和分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又要处理各个监管模块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2、进行热钱的监测和控制。从外汇管理的角度，最急迫的问题是巨额的“热钱”或“国际游资”如何监测和控制的问题，以防其突然撤出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从2002年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来，游资大量进入中国，而从2008年9月以来，香港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无交割远期汇率(NDF)开始由升水转为贴水，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向贬值预期。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些游资已开始从中国撤出。令人感到巧合的是，游资也从2008年9月由净流入变成净流出，2008年9—11月净流出估算值分别为145.8亿美元、275.5亿美元和154.1亿美元，当务之急是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为此需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对异动和非正常情况需要及时预警。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汇管制的力度，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就恢复了外汇管制，这值得我们借鉴。

金融危机应对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转型经济；持续发展

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新兴转型经济体产生巨大冲击，一些转型国家经济甚至濒临破产的危机。为什么看起来蒸蒸日上的快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在外部冲击下发生剧烈波动和倒退呢?深入分析其原因，对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寻求克服危机、持续发展的路径意义重大。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型国家的影响

始于上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使近30个转型国家相继摆脱了计划经济下的经济停滞状态，逐渐走上了加速发展道路。中国保持了30年年均9.8％的高增长，越南取得了22年的快速增长，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分别获得了近15年左右的快速增长，俄罗斯及独联体其他一些国家也在10年前结束了经济的持续低迷和衰退，步入高增长行列。但2008年以来，这些转型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型国家的冲击

1.金融体系遭遇重创。首先，银行体系受害深重。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出现支付危机，一些私人中小银行已被国有大银行收购，如BankGlobex等这样的中型银行2008年10月由于支付困难一度停止储户提现5天；乌克兰工业投资银行因外债过重而被政府接管，2008年10月13日乌克兰中央银行宣布未来半年内禁止储户提前提取定期存款，并禁止银行扩大贷款规模。其次，转型国家股指、币值普遍下跌。自2007年10月以来中国股指下跌70％，股票市值损失24万亿元，仅2008年10月，股指就下跌24.6％。俄罗斯股市灾难也同样严重，2008年5至10月，俄罗斯交易系统(RTS)指数下跌73.16％，损失市值达1万亿美元，停盘成为俄罗斯股市休克疗法的一部分。同时，一些转型国家货币出现贬值趋势。自1998年金融危机后，卢布随俄罗斯经济一路走强，卢布对美元累计升值了1.43倍，但能源跌价和全球金融风暴终结了卢布的上升趋势，卢布自2008年7月以来回落15％。由于贬值，居民开始提取本币转存美元，中央银行为支持银行系统应对居民大量提取卢布转存美元或欧元，已经支出了数百亿美元。2008年10月17～24日一周内俄央行国际储备从5157亿美元降至4847亿美元，减少310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下降水平。乌克兰原本坚挺的格里夫纳9月份一度贬值20％，导致民众挤兑。匈牙利股市暴跌、本币不断贬值，为度过难关，乌克兰和匈牙利方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央行请求救援，于10月17日分别获得140亿美元和50亿欧元的贷款。再次，对外投资、并购活动损失严重。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企业、特别是外汇金融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凸显中国金融业的不成熟和监管不力。如，中国投资公司30亿美元的黑石股份价值暴跌2/3，中信泰富澳元杠杆对冲基金大幅度缩水，中铁股份19.4亿元的外汇存款损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3.2亿元的外汇贬值、50亿美元的大摩可转换债券前景不佳、中国外汇储备在次贷危机中遭受了较大的损失，等等，表明中国金融行业损失较大。

2.企业经营困难，失业加剧。在外需降低、汇率升值和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影响下，多数转型国家出口遭到阻碍，出口导向型企业陷入困境。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首当其冲，仅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多达6.5万家，失业人数上千万。受能源行业不景气的影响，俄罗斯银行业、建筑业、房地产、钢铁业等也受到拖累。2008年10月，包括远东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家俄罗斯小航空公司宣告破产。钢铁巨头“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公司”已宣布减产15％，裁员3000人。许多在建工程冻结和停工，大批外来建筑劳工突然失业。俄罗斯15大建筑公司平均负债5～15亿美元。据估计，俄罗斯建筑业将有20％，即上百万人失业，将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打击。

3.出口和吸引外资能力下降。外部需求降低对转型国家的出口和吸引外资造成严重打击。2008年，我国广东3万多家玩具企业已有3/4倒闭，1～9月全国只有3507家企业有出口业务，同比下降了53％。前三季度，剔除汇率、出口价格上涨等因素，中国实际出口增长已下滑至个位数，即比上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出口顺差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2.5％，同比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预计2008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负，而2007年对11.9％的经济增长中贡献了2.5个百分点。俄罗斯外贸收入和顺差因油价下降而出现缩水。按照测算，每下降1美元/桶，全年俄罗斯收入将下降30亿美元。70美元/桶是俄罗斯保持预算平衡的基准价，油价继续下跌，将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过去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或许即将结束。越南、俄罗斯、中东欧等均发生外资抽逃，由于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和影响，自2008年8月开始到10月初为止，使银行系统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储备损失了近400亿美元。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危机和俄罗斯环境恶化，2008年俄罗斯流入外资额同比将下降一半(2007年达800多亿美元)。中国资本项目平衡表下的热钱大量下降，出口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率明显下降。

4.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减缓。2008年7月，中国税收同比增长13.8％，出现了2003年来的首次降低，当月税收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19.3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回落了19.7个百分点。8月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回落了31.9个百分点，9月全国税收收入增速也在加速下滑，同比增速只有2.5％。与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增长33.3％相比，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0.5％。

5.经济快速发展步伐受阻。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外部需求下降导致内部经济减速。各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越南自2007年开始经济即陷入危机状态，外资抽逃和出口剧减使经济增长率严重下挫，2008年1～9月的增长率只有6.52％，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以上。10月14日IMF声明指出，波罗的海三国经济迅速发展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外国信贷资本，从而使其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外资加速流出会推动三国银行崩溃过程，可能很快会遭受与冰岛银行破产类似的危机。目前，三国经济正陷入衰退，标准普尔降低了对三国的评级。2008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经济增长率从前几年连续8％左右的高增长率下降到4％～5％，2009年将继续下降到3％以下。中国连续5年超过10％的增长率在今年被打破，2008年第3个季度已下降到9％，同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F)预计中国经济增长率2008年为9.7％，2009年为8.5％，东欧、俄罗斯及其邻国增速将急剧降低。

(二)转型国家受到剧烈冲击的原因

原本欣欣向荣的多数新兴转型国家为何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在英国《独立报》10月19日发表的西蒙·埃文斯等发表的“谁是下一个滑落下去的国家”的文章中列举的步冰岛后尘的16个国家中，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匈牙利、俄罗斯、中国等均名列其中。这虽是一家之言，但也并非空穴来风。转型国家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较大影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金融体系脆弱，国际应对经验欠缺。中东欧国家、俄罗斯等银行体系过度开放，并按照美国的金融模式运作。但因金融机构弱小、债务过重、应对危机管理水平偏低，一些中东欧国家模仿美国的高赤字、高举债经济模式，对外部的依赖度较高，如匈牙利的外债高达GDP的60％，而且外债的1/3是以外币方式存在的。拉脱维亚的经常项目赤字也高达20％以上。由于过分偏重借助外资加快发展，加上加入欧盟的便利条件，2007年中东欧吸引了全球新兴市场流入资金约7800亿美元的近一半。其中，大部分体现为外资对当地银行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而吸引的外资又被大量投入到美国债券等金融产品的购买。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一度被称为外资天堂的中东欧，在西方资金短缺大量抽逃时，其经济因失血而陷入困境，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巨大。中国、越南等国则由于金融开放不够，虽然避免了过度卷入危机旋涡而受到严重损失，但外国热钱抽逃，使资本项目平衡状况产生逆转。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及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杠杆对冲投资，因经验不足和决策失误遭遇了不小损失。2.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过高。转型国家经济对外部依赖度过高是这次金融危机冲击波对转型国家造成较大震荡的基本原因之一。中国、越南、俄罗斯、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均存在极大的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依赖症。罗奇认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国内需求比重较低，而且，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人均收入水平太低。在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萎缩的条件下，由出口收缩进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如就业、出口收入减少和增长乏力。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严重依赖能源、原料等资源禀赋优势，同样因国际经济增长放缓，对燃料和原料需求减少而导致出口降低、预算收入减少，就业者收入降低，进而导致进口增长放缓和经济活力降低。而波罗的海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则在资本、市场上严重依赖西方国家。越南近年吸引外资成效显著，但因多数投资集中于宾馆、饭店、房地产和旅游娱乐等行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这些热钱出逃很快，使其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可见，转型国家过分倚重外部资金、市场来加快发展而形成依赖度太高，势必增加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二、转型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

转型国家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增长速度从短期看，需要沉着冷静应对，抵御冲击，重点防止经济过快回落，要妥善处理好促进外贸外需行业转型与防止经济过快回落的关系；加强对商业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健，特别是保证部分流动性相对紧张的中小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充足。从长期看，则需要抓紧推进改革转型，调整结构，扩大内需，持续快速发展。

(一)推进金融创新、强化金融服务与金融调控。这次危机肇始于金融体系并波及到实体经济的事实表明，金融体制是现代经济的集中体现，金融创新及其监管水平关系到经济运行健康。正是由于中俄等转型体的银行体系改革不彻底，金融市场和调控机制不完善，给外部金融冲击以可乘之机。如何处理放宽金融市场与防范金融风险间的矛盾，变得愈加重要。美国金融创新遭遇内部崩溃，一方面说明美国金融体制并非至善至美，不能照抄照搬，但另一方面更不意味着要停止或放慢金融体系的改革，恰恰相反，应利用危机契机，深刻反思作为我们金融转型榜样的美国金融体系的经验和教训，从其错误中学习，并作为有效推进金融改革创新的动力。美国次贷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创新不能没有监管，监管缺失的金融创新蕴含很大风险。应在大力鼓励市场主体开展创新的同时，对创新进行过程监管；放贷结构在发放房地产等贷款时必须负责详查借贷者的信用和偿还能力，不能为了扩大业绩或者盈利而不顾潜在风险。因此，加快资本市场创新，构建金融防火墙，以创新模式、工具等加快经济转型步伐，促进发展战略转变，形成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间的良性互动循环。构建集中统一的跨部门金融监管、调控体系。转型期，中国等一些转型国家尚未建立起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如中国直接的金融职能部门有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管局等，同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国资委等部委也有部分相关金融监管职能，金融领域多龙治水的局面不利于对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流动性危机和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督和预警。因此，可考虑设立跨部门国家金融综合监管机构，建立涵盖制度监管、市场监管、全程监管、协同监管等形式的统一监管框架，有助于改变多龙治水、风险控制不力的状况，促进金融服务转型。多数转型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业大企业，而不是多数中小企业，这样不仅容易造成产业集中和垄断，还容易形成产能过剩，不利于加快金融体系流动性向产业投资的转化。在金融风暴冲击和对外投资风险加剧条件下，中国、俄罗斯等外汇储备充裕的国家，可以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转变；投资模式由政府主导向以民间投资为主导、多元化投资并存的结构转变；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为主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多种政策性金融并举的结构转变。从抵御金融风暴、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角度看，要通盘考虑深化金融改革、维护金融安全和促进发展转型三者关系。

(二)调整货币政策目标，追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现代金融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和货币虚拟化特征。由此，资产价格波动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供应量具有非稳定性，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转型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应进行适当结构性优化，使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从以往的主要关注通胀、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等实体经济目标，转向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拓展货币政策调控政策目标，使货币中介目标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经济稳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调控中介：增长率+通胀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这会更有利于统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能够稳定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三)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积极稳妥推进对外投资。随着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大，推进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调整，改变以前被动的美元储备和投资美国国债的方式，寻求合理的外汇储备结构和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迫切。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三位的外汇储备国的中国和俄罗斯，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结构，在美元币值下降周期中已显示出明显的风险和遭受相当大的损失。为此，必须加强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同时，积极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周期调整时机和多元化投资背景，通过兼并收购等渠道实施全球布局，致力于将庞大外汇储备转为战略性资产，由债权投资为主转向股权投资为主，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对中国而言，一方面，通过对外并购促进产业结构和效益重构，减小外部需求萎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抓住近期国际资源价格下滑的有利时机，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廉价资源的储备。中国商务部鼓励重化工业、电信运营业、咨询业等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学习运用股权投资和跨国并购等新的对外投资方式，积极“走出去”。对俄罗斯而言，可通过对中亚、伊朗、委内瑞拉、非洲等地能源资源的资产并购和参与，增强俄罗斯油气资源的全球配置话语权，维护油气价格稳定和自身战略利益。

(四)扩大国际合作，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在寻求化解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对策方面，中国与俄罗斯在2008年10月举行的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初步达成了贷款换石油协议。同时，还改革双边贸易结算手段，由美元转变为卢布与人民币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和汇率风险，增强来年两国货币国际化等。这些合作措施有利于帮助两国减轻金融危机带来的伤害。除了这种直接合作外，中国、俄罗斯和其他转型国家还可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合作，如，共同要求对直接导致此次危机的场外衍生品加强监管，促进金融机构降低杠杆比率，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要求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的限制和歧视；呼吁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机制和货币发行限制机制，防止这些储备货币国家利用其储备货币地位滥发货币，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呼吁发起建立对次贷证券的清算机构，以便更好掌握全球次贷市场的演变趋势；改进现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决策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中国和俄罗斯还可以重点救援出现支付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允许国际机构在国内发行本币债券，建立货币互换或者以国家贷款形式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共同应对全球次贷危机过程中，逐步推进本币国际化。

金融危机应对范文第5篇

针对当前我区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根据国家和市、区近期新出台的相关政策，结合金山区产业发展重点，现就相关问题和针对性对策建议，作一简单阐述。

一、***区民营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

1、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上升。经营成本上升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市场价格波动。基础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剧烈，中小企业对价格的大起大落承受能力有限。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由于交纳社会保险和增发加班工资等因素，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成本普遍增加，平均增幅为15%－20%；员工的流动性加大、员工工作效率不高，给企业管理增加难度，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通常情况下，劳动用工成本的提高可以通过扩大销售额来消化，但在当前市场疲软、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用工成本问题更显突出。三是其它支出费用。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中重罚款、轻服务，排污、排气已达标的企业，仍需缴纳排污费，给企业管理带来难度，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2、基础设施配套环境有待完善。一是高速公路路桥费增加了企业负担。进出的车辆需缴纳高速公路路桥费用，也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山经济的发展。二是部分公路路况较差。***等公路部分路段路况较差，给企业生产带来较大不便。三是一些工业区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第二工业区职工交通出行不便；***工业园区生活配套设施相对滞后；***工业园区不通公交，园区门口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影响交通出行不便，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第二工业区蒸汽供应项目上马仓促，事先没有与企业深入沟通，相关企业对第二工业区中芬热力供应蒸汽的稳定性、价格、成本存在较多担忧。四是孵化器作用还未有效发挥。化工孵化器使用效率不高，孵化器还没有很好地起到服务第二工业区的作用。

3、政府公共服务需进一步加强。有企业反映，企业在从先进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企业的转型过程中，需要区有关职能部门的转型指导；部分有上市需求的中小企业需要政府部门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业务指导；企业在与基层单位沟通时存在较多困难。对于企业在这些方面的需求，政府相关部门还未建立起有效系统的服务机制。

4、企业和居民存款余额继续增长。2009年1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企业存款增速出现放缓，储蓄存款增幅加大，本外币定期存款比例为42.9%，比年初上升3.4个百分点。

5、贷款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2008年末，***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1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1%。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3.4%。2009年1月末，按可比口径计算，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8%，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2%。

6、金融市场交易活跃。2009年1月份，***市货币市场总成交1.32万亿元，同比下降11.67%；深圳黄金夜市总成交265吨，同比增长22.8%。2009年1月份，深圳证券市场总成交5593亿元，日均成交373亿元，连续2个月交易量回升。

7、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较好。截至2008年末，***市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余额265亿元，较年初减少125亿元，不良率为2.4%，较年初下降1.47个百分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盈利水平虽较上年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但仍处在历史较好水平。

8、***市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城市之一辐射力增强。在本地企业信贷与投资较快增长的同时，本地资金“北上”的比例继续上升。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深圳少数金融指标出现下降情况。例如，受进出口增速下降影响，深圳外汇收支规模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虽然全市现金净投放量仍然较大，但增速明显放缓；中小企业融资虽然有所改进，但仍面临一定困难，经济下行使部分专注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感受到较大压力。

二、解决民营企业当前困难的对策建议

1、要进一步增强政策的时效性。结合国家和***市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意见，应进一步扩大政策的覆盖面，降低受益企业的准入门槛，制定各项政策的实施细则，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使各项政策及时起到促进企业正常发展的作用。

2、加大企业财税优惠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环保投入的支持力度，适当提高企业环保投入的财政补贴。对中小企业减、免部分税收；对重点企业、优质企业给予一定的财税优惠政策。

3、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针对当前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的用工成本高和用工难的突出问题，建议市、区两级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搭建固定的招工平台、开展专业人才专场招聘会等形式，组织企业集体招工、集中培训，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和安全意识，解决企业用工难、培训难的问题。在企业人才引进上给予政策支持，帮助协调解决员工子女入学难问题，解除员工后顾之忧。

4、改善公共服务软硬件配套环境。加快推进市政基础项目建设，改善园区公共交通状况，做好道路施工、养护工作，加大市容环境的执法力度。进一步转变政府工作方式，使工作内容符合企业发展需求。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开拓政策沟通渠道，帮助企业把握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操作流程，提高政策的执行力。

5、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金融合作创新。重视《***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贯彻落实，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发展水平，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和多样化、比较完善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企业债券，满足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在目前情况下尤其要加快推动创业板建设，为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平台；尽快恢复中小板新股上市，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支持力度；继续推进三板(代办股份转让系统)建设，做大三板市场容量，争取中央政策支持，在适当时候建构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增强金融优势。鼓励基金公司推出更多适合居民的理财产品以及对各类型投资管理业务的探索；鼓励证券公司积极做好融资融券等创新业务准备。